在越共第十四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的执政阶段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残酷历史景象。
在这种叙事中，它仿佛过去一些朝代的重演：权力通过“武装暴力”的方式被攫取，因此掌权者往往会对“被以同样方式推翻”怀有极度恐惧。
苏林登上权力巅峰，被描述为一场充满算计的权力交接——通过压制并瓦解前任、已故总书记阮富仲的政治遗产来完成上位。
由此，苏林被置于一种“革命幽灵”般的困境之中：来自阮富仲旧部、忠诚且亲近的同志随时可能“翻盘”，逆转棋局。
苏林也陷入了一条基本政治规律：当权力并非源自“名正言顺”的继承，而是建立在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之上时，统治者就会在那些掌握军队的人、或对群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的“镜像版本”。
外界普遍认为，所谓“兴安帮”掌握着体制的“命门”——机密档案、黑色数据，以及所有高层领导的政治生命，其最终目的正与此相关。
越南当下的政治现实也显示，一个围绕苏林而形成的利益集团网络正在强势崛起。这正是为何在中央与地方安排关键人事，被视为公安派系的“生死工具”。
分析人士指出，苏林并未选择通过分享权力、在党内建立信任来实现权力合法化；相反，他似乎沿着封建王朝的旧路前行——以猜忌与清洗来巩固地位，排除潜在对手。
这种做法在党内制造了弥漫性的恐惧与高度戒备，组织忠诚逐渐被阿谀奉承所取代。
这也使得越共现任领导层在和平时期却始终保持“战时心态”。他们似乎更害怕“内部叛乱”而不是外部敌人——只要派系力量足够强大，就可能夺取独占性权力。
因此，越南的政治体制很可能长期困在一场循环之中：通过清洗“同志”来保护个人，把猜疑变成国家治理方式，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囚禁在对下一次政变式推翻的恐惧里。
政治专家认为，要摆脱这道关于“被推翻”的“诅咒”以及围绕苏林与越共的猜疑漩涡，制度改革必须立即启动，并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核心支柱之上。
第一，是将权力制度化：法律与任期限制必须高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必须确保领导交接过程透明，而不是把“抢来的权力”视作可供派系以阴谋或暴力争夺的战利品。
第二，是在政治上实现去绝对化：应当把辩论与观点分歧视为发展动力，而不是像当前所发生的那样，将不同声音一概扣上“反动”或“敌对势力”的帽子并加以打击。
这被视为一项先决条件，使共产主义领导人能够认识错误并及时纠正，避免被虚伪的奉承所包围而陷入孤立，最终导致来自体制内部的突发性崩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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